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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男人为什么不在正式场合穿和服?

提起日本,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樱花与和服,恰如《海街日记》中穿着和服的四姐妹,在院子里一起放着烟火,只让人觉得无限美好。旅居京都九年的苏枕书在她的新书《松落子:京都九年》中也详细地展现了一个“闲适”的日本,她在书中写与旧书店为邻,在芸草堂闲话,于梅雨时节赏花,到春天种莲,如此种种,宛若闲云野鹤般的悠闲生活,令人心生向往。

然而,日本又是一个“菊与刀”并存的国家,美好的背面同样有许多的社会问题,苏枕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本书中不仅有生活雅趣,也有她对日本社会的体悟,她在书里写道,“为了躲开人们对女性书写者不自觉地矮化、偏见与蔑视,为了避免旁人在‘作家’的标签之前为我添加一个‘女’字,为了避免人们因为我的性别而不信任我书写的对象,(我)开始有意识地在文中将自己藏起来,也想过彻底换个名字”。基于这种敏锐,她透过和服察觉到日本社会的性别问题。她发现,和服美则美矣,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女性端庄的束缚。

因为关注传统服饰,故而对一向被认为是传统服装保存、发展佳例的和服很感兴趣,何况是住在京都这样日常有很多机会见到和服的城市。去年夏天,有人在网上讨论“和服衰退的原因”:“固然有不便的缘故,更因为变成了你必须穿得好看这样的风潮。从前是日常穿着,因此穿得乱一点,长短参差一点,穿什么鞋子,都没人说什么。现在要是有人穿得奇怪一点,势必遭遇斜眼,我的祖母这样说。”此言论引起热烈讨论。

和服警察

这场讨论中,出现了“和服警察”这个词汇,说不知何时开始,穿和服变得规矩特多,近乎宗教仪式。有人说自己穿和服出门,在电车上突然被一位奶奶拦下来说:“你的腰带歪了。”然后上前就帮她正了腰带。固然很感激,但也非常震惊,好像有人穿着正装走在路上,突然有人说:“你领带歪了。”就上前帮你正了领带,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行为。

想起2016 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身穿鹤纹和服接过奥运会五环旗,引起网上轩然大波。 

2016年,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身穿和服出席里约奥运会

除了说她穿高价和服太过奢侈等政治问题,更多的讨论集中在和服本身:颜色太土,穿法太奇怪,雨天还穿和服。这就是所谓“和服警察”的意见,认为和服应该穿得优雅而完美,穿着和服的女性本身就应该成为优雅完美的代名词,身穿和服却走在雨中,不仅不优雅,也有淋坏衣裳的危险。这种意见正好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前文所说的“和服衰退的原因”:和服很难穿,规矩很多,只能在限定的环境里穿着。果真如此,的确也与日常服装做出了区隔,丧失了服装本身的生命力。当然,服装有礼服、常服等复杂区分,出席如里约奥运会闭幕式这样重要场合的服装,的确不应该以日常服装出席,相信小池百合子也不是随便穿了一件和服就登场,她背后的团队一定有周全的考虑。那么我们也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会穿和服出现在奥运闭幕式会场,为什么不是安倍穿和服呢? 

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身穿和服的章子怡、杨紫琼与巩俐

有人指出,小池的和服鹤纹是琳派经典纹样,是可以象征日本文化的设计,具有端庄凛然的一面,与从超级马里奥服装里钻出来的、穿着西服的安倍恰好是完美的呼应与对照。难免想起王明珂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中提出的传统文化在国族主义潮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传统文化代表一个民族共同的“过去”,可以团结同胞;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代表落伍、守旧,与国族“进步”的冀求相抵触。因此国族中的男性、知识分子、主要族群、都市居民等社会核心人群虽自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却不会实践“传统文化”,而是鼓励国族中的边缘人群,如女性、乡民、原住民、少数民族等等,来背负与展演“传统文化”。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也曾指出近代印度国族主义发展中女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国族主义下,人们以物质、进步、西方、男性来代表“世界”,以精神、传统、本土与女性为符号来代表“家”。在国族主义的新父权下,中产阶级女性被社会鼓励穿着特定服饰以保持印度传统,代表本土精神与民族主体性。[1] 这是非常有趣的二元结构,也可以说明里约奥运会闭幕式日本领导者的着装问题。

东京游园会上,穿西装的天皇与穿和服的皇后

从马里奥服里钻出来的西服安倍,扮演卡通人物,会给观众留下开明、诙谐、包容、创新等印象;穿着鹤纹和服走在雨中扬起大旗的小池,则给人(特别是外国人)留下传统、端庄、日本之美等印象。一些传统的竞技类活动,比如将棋、歌牌,选手在大型决赛中,不论男女,往往都会选择和服,有“决胜服”的意思。至于花道、茶道、三味线表演等传统技艺的修行之中,穿和服更是寻常。倘若反过来,从马里奥服里钻出来西服小池,可能更多会觉得滑稽(如果小池是一位女性首相,这么做就更不可想象,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女性领导人被更多地要求端庄优雅);如果穿着和服挥舞大旗的是安倍,那么透露出的更多是保守主义的气息,恐怕要令人反感乃至望而生畏。

皇室的和服装扮

明治维新以来,皇室着装迅速西洋化,除宫中祭祀之外,天皇与皇族的对外公式服装都定为洋装。明治、大正、昭和天皇的形象,绝大部分是军服照。到战后的明仁天皇,虽不会再穿军服,但也从未穿过和服,除了婚礼与正月祭典中可以见到黄栌染御袍装束之外,平时都是西服。川尻秋生指出,明治维新之前,幕末的天皇装束与平安时代的天皇装束并无区别,平安时代的天皇穿的唐风服装,到维新时代被视为守旧、软弱的象征,一变而成西洋化的军服。但明治、平安这两个相隔千年的时代,天皇的服装其实都维持着奇妙的二重结构,即对外表现出在当时都是开明进取形象的西洋化、唐风化,对内则维持保守、古典的形象,譬如祭祀、婚礼时所穿的传统服装。[2]与宫中成年男性服装相对,女性虽然有各种规格的洋装礼服,但和服也不在少数。且国民对皇室女性的和服装扮往往评价很好,譬如秋筱宫家长女真子公主每以和服装束出席活动,总能赢来喝彩。

真子公主身穿和服出席巴西的外交活动

而雅子太子妃又常被拿来作为“和服穿得不好看、品位不好、姿态不好”的反面典型,说她迈步太大,挑选的和服纹样太艳俗。若她穿洋服,又会被拿来与其他穿和服的皇室女性对比,被批判不得体。总之无论穿什么,她都会遭遇非议,被置于与“日本女性传统之美”的对立面,实在令人愤怒。

雅子太子妃一家

“3·11”日本大地震一周年追悼典礼上,美智子皇后穿了黑色五纹丧服,在当时引起不小反响。因为维新以来,皇室女性参加葬礼的正式服装是洋服,印象中日本女性参加葬礼所穿的黑色留袖被认为是庶民服装,是皇室女性从未用过的装束。据说美智子皇后在选择黑色丧服之际,受到不少皇室工作人员的反对,认为庶民所用的丧服绝非皇后可用,但最终皇后还是一身传统丧服,陪伴在黑西服、黑领带的天皇之侧,以丧主的装束,表达对死去国民的哀悼。这本合乎人情,也能遭到非议,足可说明,日本皇室女性只能扮演典雅沉默的偶像,不能公开表露任何个性。

穿和服的男人与穿洋装的女人

当然日本也有公开场合穿传统服饰的男性官员,那就是京都府知事山田启二。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2002 年起当选京都府知事,已连任四届。为宣传京都传统产业,他常常穿着和服参加活动,比如穿着传统服装、戴乌帽子参加时代祭。“3·11”日本大地震之后的夏天,为宣传节电,穿浴衣、摇团扇露面。记得某年6 月初在平安神宫看薪能,知事大人也穿和服致开场辞,倒觉得都很合适。在这里,穿和服的知事并不会给人“保守、偏右”的印象,而有“为了宣传传统不遗余力”“充当城市名片”的感觉,他只是在展示地域文化而已。当然也只有在京都这样传统深厚又脱离政治语境的古都,才可以这么做。近年来,有关将日本文化厅转移至京都的方案终于敲定,让东京承担政治、经济中心的职能,将传统文化中心的职能转移至京都,倒是很不错的想法。

日本有不少和服杂志,高端如《美丽和服》《家庭画报·和服沙龙》,清新平民如《七绪》,都非常漂亮。

日本和服杂志

但无论杂志如何介绍“15分钟可以穿好的办法”“和服365 日”,这始终都是无法走进现代工作场所的服装(必须穿和服工作的传统行业除外)。小津电影里,家庭内总有穿洋装的年轻职场女性与穿和服的主妇对比,譬如《麦秋》里穿着圆领衬衫、毛线开衫、过膝裙的纪子(原节子)与常穿和服的大嫂史子(三宅邦子)就是很好的对照。

小津安二郎电影《麦秋》中穿和服的长辈与穿洋装的晚辈

战后及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职场女性,不可能有穿和服的余暇,只有经济富裕、时间充沛的女性,日常才有穿和服的可能。也很少看到日本有男性和服主题读物,但会有专门教职场男性西服礼仪的杂志或书籍。因此,虽然我也爱翻看《七绪》一类赏心悦目的杂志,却并不认为大家有必要真的“和服365 日”。就像我虽也欣赏审美水平一流的汉服,但很反感“汉族人应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这种言论。传统服饰复兴也好,衰退也好,作为服饰史上的问题来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若要上升到衣冠礼仪之类更了不起的高度,我则不得不怀有谨慎的态度

本文节选自《松子落:京都九年》,原文标题“和服与性别”。

[1]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42—43 页。

[2] [日]川尻秋生:《日本古代史系列⑤ . 平安京迁都》,岩波书店201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