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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楼继伟、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激辩中国经济-凤凰国际智库

文章来源:虎嗅网;作者:敲敲格


  

9月16日下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北京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也来这次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坐了一会儿,但他并未发表演讲,只是和现场的经济学家们一起观看了一段名为“亲历改革——50人的20年”的纪念改革开放视频节目。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于1998年6月,是一个非官方、公益性的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主持,吴敬琏、楼继伟、白重恩、杨伟民、林毅夫等五位知名经济学家做了主题发言。

吴敬琏老先生提到了最近网上热议的“私营经济应退出”的话题,指其为“不和谐的声音”,但认为这样的话题应当经过辩论达成一致;楼继伟认为“金融大混业”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认为中国营商环境中的“特惠制”应向“普惠制”转变,但其间挑战巨大……

此外,“土地所有权”“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供给侧改革”都是嘉宾们在演讲中关注的焦点。

在论坛结尾,主持人樊纲说:“非常感谢大家的认真和积极地参与,秘书处要把它好好地记录下来。我们的记录都是原汁原味的,报给有关部门参考,大家的意见争取有关部门能够看到。”

所以,尽管这篇演讲摘录很长,其中意见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值得细细品读。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经虎嗅摘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应辩论达成一致

    

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 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而且由它适合于我们情况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

在这40 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 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

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没有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看来这个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后一点,我建议一下我们50 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 这都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我们50 人论坛应该在理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

目前金融大混业模式是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

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 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 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 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

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 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说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说一下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 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 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 年,OECD 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 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的政府时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实际感觉是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依法办事,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劳动力要素方面讲了很多,我只讲一两点。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治理金融乱象的时候,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候, 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无论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无论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 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特惠制催生中国经济奇迹,向普惠过渡挑战极大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来这样一个答案,尽管在中国,我们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刚才世界银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如果一个企业照章办事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

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比较完善的普惠制度,当然也不需要特惠,但是完善的普惠制度,要形成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某些企业也得不到帮助,大家都得不到帮助,可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实现它的盈利和潜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惠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当然不公平的问题就要看它带来的损失有得大,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

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刚才在前面加深了几个词,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地方政府选择那些特惠对象是受到激励的引导,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愿意选择这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来成为特惠对象呢?

我们说,是从他个人的收益来考虑。这种收益不是那种狭义的个人的经济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绩,当然也有可能是狭义的经济收益。我们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激励,选择这样的比较高效的企业,作为它的普惠对象。

问题是这样一种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呢?就要看特惠模式到底它除了可以帮助某些企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如果给我们一些企业提供很多资源,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这就会带来挤出效应,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

如果说特惠对象都是低效的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有很大问题。但是如果特惠对象是比较高效的企业,对效率的影响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我们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

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因为地方政府保护了某些企业,愿意保护他的特惠对象,使得非特惠对象很难进入本地市场。另外,特惠对象跟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特惠对象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当地方政府适应了,很喜欢特惠的模式当中,因为从中得到至少有权力选择哪些特惠对象,没有很强的激励改善普惠制度,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最后一个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全国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法解决,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地方政府无能能力。

长期不可持续有这种问题,要实现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才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激励,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样的激励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也是一个问题,过去在特惠的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难程度上受到特惠对象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他有激励,完善普惠的制度,应该说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才有激励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们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在这个过渡期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如果说我们减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励,都会带来短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要想办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难,简单地讲一下世界银行排序当中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设立企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158名到93名,似乎是进步很大,但是这个是对于某些企业,很多企业因为简政放权确实更容易设立企业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有很高的这种准入障碍,这些在它的数据中都反映不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纳税这方面有退步,相对来说我们的税收负担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负担越来越重。

这方面我们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更多地去投资,来改善环境,降低他们的负担是一个方面。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当征收改善了,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难,投资者保护怎么来让投资者有信心来进行投资,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最后,总结一下,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中国要抓住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的窗口期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我们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像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我们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乡差距、不管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一个渐进双轨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

但是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给我们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

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面讲非常清楚,应该是好的。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一点,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

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如果想对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怎么来解决才会真的有效,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

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我第三点看法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

而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能够了解中国的发展、中美的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还有66%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原来过去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但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跟合作的格局,发达国家如果从钱上面来讲,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世界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我想应该要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有效果,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然后来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就是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的问题,这也跟我前面讲的理论创新相关。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大幅减少政府干预,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新时代不是还要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其实就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但是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一个理由。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过去我们认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过去我们也注重了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过去的改革我们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过去我们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是简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纵向部门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

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创新发展的今天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个人财产。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过去改革我们主要集中于针对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三大市场主体现在都面临着一些活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