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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黑幕:前高层被曝坐拥千万豪宅 乒乓天才被迫“叛国”

央视网消息:日前,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方圆》杂志刊发了一片题为《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界反腐的部分相关措施和一些具体案例,五年来中国体坛究竟经历了怎样改革阵痛?小编通过几个故事向你讲述。

孪生姐妹遗憾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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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第十三届全运会花游双人项目颁奖仪式上,孪生姐妹花蒋文文、蒋婷婷重回赛场夺得金牌。四年前,因为一次存在争议的裁判评分,世界知名花泳组合文婷姐妹只取得了全运会第三的成绩,以一枚铜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收官,而东道主辽宁组合夺冠。

近乎完美的表现却被裁判判以低分,同一套比赛动作辽宁队决赛日的评分比前一天预赛日就高了2.2分,所有的质疑都指向时任体育总局花样游泳部部长俞丽,但赛后俞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裁判在打分过程中没有违反相关总则和细则,因此最终成绩被确定为有效,维持原结果。”

在辽宁全运会结束一年后,中纪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展开了全方位的巡视。为期近一个半月的巡视后,巡视结果公布,其中“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公布巡视结果的第三天,体育总局传出消息,有官员因涉嫌操纵比赛,收受不正当贿赂被调查,而带走的人正是游泳中心水球花游部前部长俞丽。

有权威媒体报道称,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事实上,像俞丽这样利用职权操作比赛的现象在中国体坛绝非个案,甚至已经成为了诸多项目中的“潜规则”。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虽然目前官方没有公布俞丽被带走的确切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基本逃不了常见的受贿或者贪污的罪名。另据多家媒体报道,虽然俞丽和其丈夫刘凤岩作为体育总局的干部,获得了总局分给的两套房子,但是俞丽认为其居住条件不够好,随后便以将近5万一平方米的价格购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商品房,但问题是这笔钱从哪儿来的没人知道。

国乒选手负气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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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6岁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被外界称为乒乓球“天才”的她,却在国家队中一直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随后她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

“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据媒体报道,唐娜甚至曾说出韩国才是其祖国,希望代表韩国打进奥运会的话,引发巨大争议。

据《体坛周报》报道,俞丽并不是一个人单独被带走协助调查的,和她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文中提到,这牵扯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场丑剧。当时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女子53公斤级湖北籍选手周俊在比赛中三次抓举失败,创造了中国女举自2000年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差成绩,而周俊获得奥运参赛资格也正是地方利益相互斗争的结果。

类似的选拔黑幕并不是个例,以国足为例,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早在2014年,中纪委还曾刊文《职业化改革20多年 拿什么拯救"瘪了的足球"?》点名中国足球管理乱的现象。

文中“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赛事开发经营混乱”、“总局直属单位权力高度集中”等表述,引发网友特别是广大足球迷的强烈反响,中国足球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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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丽一事让公众一片哗然,同时也掀开了中国体坛腐败的冰山一角。2015年6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宣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一年之间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省市地方体育局被调查的官员已达10余人之多。

2017年3月21日,中纪委启动了对体育总局新一轮的巡视工作。据中纪委网站消息,这次巡视将针对国家体育总局22个所属单位实现全覆盖,“盯紧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成为这次巡视工作的重要导向。一系列运动员选拔乱象凸显了体育界腐败问题形势严峻,打击体育行业官员腐败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男篮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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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姚明、王治郅等一批老将的纷纷退役,中国男篮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直线下滑。除了青黄不接的原因外,中国男篮的陨落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看来,这就是变相的“权力寻租”,体育总局和各地的体育主管部门,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将其变成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这一点,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也曾在“全国两会”中提到。他认为,在当下发展阶段,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

姚明指出,赛事管理和审批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千差万别,极易滋生腐败;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可以由市场调配的资源配置,也在客观上形成垄断,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拿掉这块“利益蛋糕”,肯定困难重重。

事实上,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事实证明,繁琐的审批流程除了滋生“权力寻租”的土壤外,对体育赛事本身的管理和运营并不能提供正能量。2016年11月,新任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走马上任,连续几个重大改革和反腐措施接连出台:今年2月至5月连续四个月开展多种形式的廉政专题会议和反腐巡视,截止5月28日巡视15个所属单位,指出各类问题180余项;除此之外,启用姚明、郎平等专业人士入驻行业协会,领导相关领域改革……这一系列措施效果如何,唯有等日后赛事和成绩来考验。(文/程祥)